[案例介绍与研究背景]

本文是李金铨所著《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Beyond Western Hegemony Media and Chinese Modernity）中的一章。这本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

在书中，李金铨教授认为，对于“现代性”的追求是指政治生活民主而开放，新闻自由而负责，经济发展富足而平等，文化表达多元而自主。“文化中国”包括了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作者认为“文化中国”正在迎接波澜壮阔的“现代性”挑战，即中国大陆从“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治国转向拥抱全球化的党国威权资本主义，台湾从威权统治走向形式的民主秩序，香港则从殖民管治走向主权回归。

这本书以社会理论为底蕴，以批判的自由主义为出发点，试图全方位刻画传播媒介与现代性的辩证联系：一方面从政治经济文化脉络动态地关照传媒的结构、过程、内容及其影响；另一方面从传媒的变化窥探政治经济文化脉络的递嬗与互动。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以局内人参与生活，以局外人冷眼旁观。他参证“文化中国”的三条现代性轨迹，力图超越西方霸权，与主流学术平等对话。

全书分为三部分：“社会理论”、“历史经验”、“世界脉络”。第一部分是全书的理论框架以及对于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反思。第二部分既纵论“文化中国”具体语境中传媒与“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普适价值的微妙互动关系，亦反观世界其他部分如美国，如何看待、建构和应对中国之变。第三部分将中国传媒与现代性问题放置于世界宏观语境和具体历史进程之中进行分析。

本文《建制内的多元主义——美国精英对华政策的论述》是全书第6篇文章，属于“历史经验”部分。作者以美国媒介对华政策论述的视角来考察中美关系的变迁，主要提出并证明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研究是在政府对外权利之中的多元主义，无法脱离意识形态的控制。

作者李金铨，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媒介政治经济学、传播的社会理论。

[研究问题与概念界定]

本文研究问题从对中美关系症结的聚焦出发，作者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两辔是民主与资本主义，经常携手同进，有时却步伐不一”。文中认为，中美关系的症结在于：美国推销资本主义民主给中国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民主（人权）与资本（贸易）的紧张关系。随着对这一背景的阐明，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也揭示出来，即考察美国的精英媒介如何对这一关系症结及相关对话政策进行论述和呈现的，也就是文章的副标题“美国精英媒体对华政策的论述”。作者对这一研究问题给出的初步看法是“目标一致，方法分歧”。

本文研究对象是美国精英媒介代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具有神话般的声望，号称是“政治精英的内部刊物”。国务院、国会和各国大使馆都依赖它来建立普遍性的参考框架，社会运动团体也不敢掉以轻心。本文作者对此更看重其“执舆论之牛耳”的精英媒介属性。

本文研究有两个关键概念：

第一个概念——“建制内的多元主义”。本文在分析了11年间（1990-2000年）《纽约时报》社论和专栏对中美关系的论述后，总结提炼了“建制内的多元主义”（established pluralism）这一概念，在文中进行详细的阐述与分析。

本文认为“建制内的多元主义”包含了三个特征。一是“统一中见分歧”，具体是指美国精英媒介的言论虽然多元，但多拘泥于官方既定的狭隘视野之内；二是将外国现实“内在化”，这主要指精英媒介建构的“东方主义论述”（由萨义德提出），论述从美国的期望或社会主题出发；三是精英媒介在组织作业上落实了“建制内的多元主义”，即借由编辑手段的运用，塑造“客观性的战略性仪式”（strategic ritual of ivity）。

第二个概念——“美国精英对华政策”。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是由更大的话题开启的，即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论述。本文将美国外交政策看作“理想主义、道德主义、现实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混合体”。在对冷战介绍之后，本文从美国对中国外交利益诉求和政策的变化转到对华政策这一问题上来。

在这样的前提下，本文经过《纽约时报》对华政策论述的分析，总结了三种政策：一是围堵政策，这是保守派坚持的主要政策，反映克林顿早期的强硬主张（1992-1994）；二是来往政策，这是中间派坚持的主要政策，反映的是克林顿的主体政策（1994-1997年及以后）；三是全球化政策，体现了自由派的主张，反映的是克林顿1997年以后的全球主义思路。

这三大政策框架有内在变化的轨迹，但新立场未必取代旧立场，有时三个立场各有体现。三类政策的不同之处在于：赞成“围堵政策”者热衷于惩罚中国；主张“来往政策”者希望透过谈判找出美国较能接受的条件；“全球化”则几乎不提贸易制裁，以“整合”美国的利益，主张把中美双边关系纳入资本民主全球框架，从内外两方面颠覆共产主义。

[研究框架]

本文的研究框架由四块内容构成：文献综述、概念界定、研究发现与分析、结论。

首先，在文献综述部分，包含论文的引言和第一部分“处理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该部分的论述遵循由模糊到清晰、由大的研究话题到小的研究问题的思路展开。该部分先分析中美关系十年变迁的理论背景，包括美国眼中的中国和中国眼中的美国。通过对两国各自代表性对抗言论的梳理，本文将“双方剑拔弩张”作为90年代媒介论述的前景（见表1）。

表1：中美关系相关理论要点的综述

此外，论文重点叙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冷战之后至2000年期间的变化与问题。这一部分引用了沃麦克（Brantly Womack）、张赞国、帕特森（Thomas E.Patterson ）等人在该领域研究的观点，从“美国外交政策”到“中美关系症结”到“媒体对华政策的论述”，逐渐缩小研究的范围，再聚焦到核心议题上。在此，论文敏锐地指出，在中美外交政策的建构上，“权力结构是现实的第一建构者，媒介才是第二个建构者”，这为后文采用建构主义话语分析方法进行铺垫。

其次，在概念界定这一部分，也就是文章的第二部分“建制内的多元主义”，本文结合《纽约时报》的社论和专栏评论，详细分析了何谓“建制内的多元主义”。（详见本案例分析[研究问题与概念界定]部分）。

再次，在研究发现和分析中，包括了文章的第三到六部分，以建构主义的话语分析法分析了《纽约时报》的对华政策报道评论。这一部分将这些论述的内容建构成为“意识形态的集束”，对应了克林顿各个时期的政策，同时也提出了这几种政策并不是有明确的时间分界的，在很多时候都是共存的。这些政策即上文中提到过的围堵政策、来往政策和全球化政策。

最后一部分是论文的“结论”，从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揭示媒介对华政策论述的本质。本文指出《纽约时报》呈现的三种对华政策，实质上是“和平演变”主题的不同变奏。多元的媒介声音不管支持或反对政府的政策，都在拥护美国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多元主义”不管如何多元，都限定在官方和政策的“建制内”。同时，在这一部分中，文章还将视角移回中国，分析了中国对待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背后的利益诉求、交往心态等。由此，这使得对华政策的论述和分析显得“双边”和“双向”。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取向是建构主义的话语分析。这里需要做出解释的是“话语”和“建构主义”这两个概念。

首先，话语（discourse）是与语言，话语系统、言语环境，言语和文本等存在联系和区别的概念。话语是特定的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及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的言语活动。话语包括了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

其次是建构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瑞士的皮亚杰(J.Piaget)提出。他是认知发展领域最有影响的一位心理学家。建构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尊重每一个社会个体自主建构知识，包容多元性。本文的建构主义所指的是由阿尔都塞、福柯、费尔克拉夫所提出的社会建构主义。一般来说，对于社会建构主义的共性观点是，某些领域的知识是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者相关的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

综合这两个概念来看，建构主义的话语分析，是一种批判性的话语分析，是将新闻话语同社会结构或是意识形态联系起来，重视社会权力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通过话语得到再现、掩盖、认可和修改。这一领域的理论包括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权利结构理论，以及费尔克拉夫批判分析框架的三个部分“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

[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文搜集1990-2000年间《纽约时报》464篇文章，包括205篇社论和259篇专栏，反复排比阅读，再归纳分析。作者将主要议题重构为“意识形态集束”（ideological packages），包括了隐喻、范例、口号、描述以及诉求原则等。

《纽约时报》每天登二到三篇社论，不署名，每篇400-600字。每年平均登18篇有关中国的社论。每篇专栏约650-700字。在11年内，15个专栏作家的笔锋几乎都触及中国，但大多蜻蜓点水，以中国为讽嘲的例证，只有四位持续发表对中国的分析。环绕社论为重心，罗森索（A.M.Rosenthal）和萨法尔（William Safire）持右派观点，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路易斯（Anthony Lewis）持温和左派的立场。对具体“意识形态集束”的分析归类如下（见表2）：

表2　《纽约时报》社论和专栏文章的意识形态（1990-2000）

本文使用“意识形态集束”这一视角来分析《纽约时报》的评论。由此可见，作者不仅采用一定的框架来对媒介论述的文本进行分析，还审视了文本字面意思之外的语境内容，更延伸到了社会语境、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层面，关注到了符号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例如，在对弗里德曼评论的分析中，作者注意到了文本本身所具有的隐喻、寓言和双关语等现象，如“引《伊索寓言》比喻俄国为民主乌龟，经济即将起飞，中国是独裁兔子，前途堪虞。”作者更指出弗里德曼本人受到全球化理论影响的背景，称其为全球化的“传教士”。在表述该背景之后，作者进而分析弗里德曼评论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这就顺理成章、合情合理了。“由文本——语境——意识形态”，这样的分析是层层递进的。该分析方式及思路，是对费尔克拉夫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维度（详见图1）的运用。

图1 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维度

除了以不同政策的“意识形态集束”为视角的分析，本文有另外一条分析主线，即以布什和克林顿的政策对比作为线索展开分析。下图是对这一主线中各个媒介评论作者观点的梳理（见表3）。

 [研究结论]

本文为学术专著中的一部分，在结尾部分提到的现代性问题是对全书的主题《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的呼应。若单独来看，本文同样是一篇完整的研究。

本文呈现了1990年~2000年之间《纽约时报》上的涉华社论和专栏文章中流露出的三种截然不同的对华政策观，让人们见识了美国精英传媒建构的“全球化中国”。《纽约时报》的涉华社论代表报社发言，多持中间立场，力图在美国的人权价值观与在华商业利益之间求得平衡；保守派专栏作者主张围堵中国，将中美贸易与人权挂钩，谴责克林顿用人权换贸易；自由派专栏作者则倡言拥抱全球化中国，支持中国入世，宣称全球化是改变中国的外部动力。

李金铨对美国精英传媒上的这些讨论早已见怪不怪，称之为“建制内的多元主义”。这些讨论看似多元，却受官方既定视野局限，倾向于用美国价值观看外国，还通过“中立的社论+立场分明的专栏”造成了百花齐放的面貌。

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三个：

一是美国政府想把中国塑造成它心目中的样子。这与“建制内多元主义”的第二个特征“国外问题国内化”相呼应，即美国精英媒介无论持何种对待中国的态度，都是站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与立场来思考中美关系的，即使批评总统，也依然在维护美国主义。

二是媒介论述承袭了冷战的现代化理论和冷战后的全球化理论。这与论文开篇的理论背景亦有所呼应，即冷战之后关于国际关系的种种思潮和理论，在精英媒介的评论中都有折射与呈现。

三是倘若换一个视角，站在中国方面解读美国的对华政策，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美国精英媒介对华政策的论述仍将在资本主义民主、新自由主义、市场全球化、和平演变这几个主轴打转。

 

 [研究优点与缺点]

本文的优点有二：

一是视角独特。从媒介话语来分析中美关系，进而分析现代性问题，注意到了意识形态、社会权利关系在其中的发挥的隐性的、深层的影响，犀利地指出了权力结构是现实的第一建构者（总统，亲信幕僚，主要内阁，国会），媒介才是第二个建构者（媒介乃如实报导精英团体、建制机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向既定的政策挑战）。

二是方法与观点紧密联系。批判性话语分析（建构主义分析）的方法融入到论文的主体内容中，在运用话语分析的同时阐明、揭示了观点，一气呵成。论文在阐述三个政策，都花费了较大的笔墨来解释论述的理论背景、社会背景及国家背景，将这些媒介论述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进行分析，从具体的社会语境和社会实践出发予以分析，更容易找到深层的原因。作者也在分析中顺畅地表达了“建制内多元主义”的种种特征，与观点相呼应。

本文的缺点是对有些问题的分析和批判过于苛刻，比如在关于“建制内的多元主义”的第二点“将国外问题国内化”的分析中，论文的批评有些严苛。《纽约时报》既然是美国的主流精英报纸，其面向的受众也主要是美国人，采用美国立场和视角叙述国外问题完全符合新闻价值的“贴近性”原则，也符合报纸的市场定位。

因此，将国外问题国内化，不仅是《纽约时报》的“问题”，这也是媒体在面对国际问题时常用的思考路径和操作方法。当我们注意到新闻本身的报道规律时，就会发现这样做法之合理性。完全使用或只依赖“意识形态集束”的单一视角来解构和分析媒介论述是否具有很高的解释力？这一问题值得研究者在运用话语分析方法时进一步去思考。

[附件：研究者访谈]

访谈对象：《建制内的多元主义》作者李金铨

访谈说明：根据2011年10月19日采访资料、2011年10月20日演讲及2011年12月17日～18日第六届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访谈资料整理

访谈者：张永芹，浙江大学新闻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

展宁，浙江大学传播学2011级博士研究生；

刘兢，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

1. 你在一些研究中国新闻业的文章中，总是将新闻首先置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用社会理论而非单一的传播理论进行分析，这是否与你的个体经历有关？

李金铨：我在台湾长大，从小想做记者，有人文关怀。念大学的时候读过很多政治学的课，到美国又读不少社会学的课。我所接触出色的媒介学者，多半都是对媒介有兴趣的社会学家。我在密歇根大学念博士学位时，六成的课都与政治社会学有关，这条线路塑造了我的品位和风格。所以我不是从新闻来看新闻，而是从整个社会科学大的架构来看新闻，从新闻里面看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我喜欢以小见大，犹如牛顿从一个苹果看到地心引力。我研究的问题多属这类。这样一方面照顾到因果规律，另一方面也没有把丰富的意义简单化。我觉得研究最好能够抽丝剥茧，执简御繁，用简单的语言表述丰富的意义，有如剥笋见心。但人类社会毕竟充满复杂性和矛盾性，社会意义必须层次分明一层一层剥，不能像实证主义者那样粗糙处理。我在《超越西方霸权》（2004）有一段粗浅的方法观，不妨录下来供参考：

以历史为经，以世界为纬。做中国研究，要放眼全世界；主体性还是中国，眼光包含全世界……见树又见林。要看到局部，又要看到全部，才能够曲尽其致。规律和意义在某个地方是可以结合的。见其大，又能见其小。主题要言不烦，提纲挈领，层次分明，因果严谨；但每个主题转折多致，柳暗花明，意义丰富。

2. 中国的社会科学界近年来频频竖起“本土化”的大旗，但是真正取得的成就凤毛麟角。大陆学界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身份自立的重要性，但是依然处处走不脱西方主流学术的桎梏。

李金铨：我们要知己知彼。中国先要学步，因为社会科学本来就是外来的，不是传统中国的遗产。首先要了解西方人怎么思考问题，用什么语言表述，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这些东西一定要先学人家。有些中国学者处在学步的阶段，不是学得太多，而是学得太少，学的是皮毛，视野非常狭窄。若想现在一步登天，跳到建立主体性自主性，实在有点缘木求鱼。但学习过程中还是必须保持一种文化自觉，学人家的精髓，不是只学点皮毛，而且学人家的东西最后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

假以时日，量变带来质变，看多了，眼界高了，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不好，形成一个学术社群，整个情况才会改变。

为什么学社会科学这么困难呢？这里不光是语文的问题，还有思考方式的问题。古人一直讲“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何其难也！学问的最高境界就是中西结合，首先要了解西方人是怎么做，然后要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王国维、陈寅恪都是最有启发性的典范。他们受过最好的西学训练，又传承中国固有之学，并加以现代化，学术生命不断延续下去，变成一代宗师。到了融会贯通的地步，完全可以抛开中西藩篱。要达到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境界太难太难，但基本原则并无二致。

中西文化交流也应该这样，我们讲“西方”讲得太笼统，西方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哪些是精髓，哪些是很不入流的，我们要学会加以区分。把精髓的东西学到，回来以后对自己的文化、社会还要有某种程度的了解才能有用。“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进去再跳出来，除此之外我想不出第二个法门，如果你不进去或者进去出不来，没有用。学了西学之后的眼界就会不一样，当然我们也不要放弃中学。两个加起来难上加难，知道学问甘苦的人都应该有这种体会。

3. 回到建立学说本土化上来，中国近年来经济总量已经增长到世界第二的位置，有没有可能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中国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重视，从而带动中国学说本土化的发展呢？

李金铨：中国人对国际形势很容易误判，这一方面是不了解外情。早期我来内地访问，很多人问我美国有没有妖魔化中国？他们要的答案很简单，有，还是没有，他们不要分析。那我就给他分析，美国是世界的中心，对外面不太关心，要关心也关心欧洲国家。第二点，美国报纸除了《纽约时报》这些大报，其他都是关心当地社区，对国际新闻都不感兴趣；美国有孤立主义的传统，我们认为美国媒介一定很重视中国，到美国一看才发现关于中国的新闻很少。第三，美国到底有没有妖魔化中国，就要谈到定义的问题，什么叫“妖魔化”。

美国的新闻报道有没有意识形态？当然有意识形态，但是说它的新闻报道全部是妖魔化也不对。美国新闻偏重负面，对本国亦复如此，但又有恪守专业精神的一面，不能扭曲fact，否则在市场竞争下难以立足；它们的深层意识形态往往不经意透过fact表达出来。再问一下：《人民日报》有没有妖魔化美国？这样一层层分析，就牵涉到意识形态和新闻的关系，历史和新闻的关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理论问题了。进一步看妖魔化的问题，整个中国有很多民族主义的情绪在里面，1980年代的中国崇美，1990年代仇美，现在心情慢慢平衡，跟美国又竞争，又合作。

4. 您认为如何让中国的社会学科真正取得独立地位？或者说怎么建立中国学派？

李金铨：在内地，许多人什么是传播都没搞懂，怎么建立中国学派？这根本是虚妄的。整个社会科学是西方来的，除非你说西方的东西我不要，另当别论。但今天哪有人这么蠢？自然科学是不分国界的，人文强调民族色彩，社会科学介于两者之间。中国没有现代科学，但是跟洋人学很快就学会了；中国本来就有文史哲的大传统，这不成问题。社会科学从严复、梁启超传进来，至今经历了百多年的动荡，特别是从反右到文革，说社会学和新闻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搞。恢复学科至今只有30年，30年是很短的时间，而且有些老师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对于西方的东西都是望文生义啊。为什么“议程设置”这么流行？因为很容易懂啊。像萨义德哪有那么容易理解？

话说回来，对整个华人地区和在海外的华裔学者来说，我觉得最后还是应该走出自己的路子。英国的文化研究与美国的媒介研究各具特色，但彼此可以沟通对话。当年芝加哥学派内部视野很不同，但整体看来却又与后来的哥伦比亚大学结构功能学派分庭抗礼。华人学术圈应该在密切互动中提出原创性的问题，建立这种独特的文化风格，既容许内部歧异，又和欧美迥然不同，但足以和它们平等对话。这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境界。“中国特色”不是写标语、喊口号，更不能闭门造车，而必须在一种文化特性上建立理论的普遍性。我劝学生写论文要选择“富有理论意义的具体问题”。唯其是具体问题，才是你切身感兴趣的，但必须从具体问题上升到理论的普遍性。换言之，从兴趣点出发，不断培育这棵苗种，使它在某一处跟理论密切接触，于是点连接成线成面，然后变成立体的架构，看有哪几个理论可以帮助你思考这个问题，哪些理论需要再造，万一现有理论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那就自己创造一个理论。这种韦伯式的方法论是值得整个华人学术圈深思而力行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种自信，应该建立这种共识，应该朝这个目标努力？

5. 20世纪8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英美学者进入中国，又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国传媒的英文专书，您如何评价它们的价值？

李金铨：我曾谈到过80年代英国人霍金斯（John Howkins）和密苏里大学韩裔教授张镐哲（Won Ho Chang）关于中国传媒的两本书（李金铨，2004）。霍金斯的书读来更像肤浅的游记，张镐哲的书则由“文革”后第一批被派去密苏里受训的新华社记者汇整，只见材料叙述，未见理论剖析，也没有联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脉络（Howkins， 1982； Chang， 1989）。

80年代政治学家沃马克（Brantly Womack）曾在《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上主持过一期专号，介绍北京首次大型受众调查（Womack， 1986）。沃马克是芝加哥大学邹谠教授的学生，做中国和泰国的比较研究。他告诉我，对中国产生了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感叹“人类文明最好的东西在中国，最坏的东西也在中国”，但泰国就纯粹是他的研究客体，而没有这种情结。历史上，西方驻华记者对中国政治的介入也颇深，从1949年以前的国共纠葛到后来1989年的风波均如是。

70年代直至90年代，美国主要大报驻华记者们任期结束后往往出一本回顾驻华经历的书，但派驻莫斯科、新德里或东京都写不了书。从1979年至今，这类美国驻华记者的回忆录已积累30多本，但随着中国的神秘面纱逐渐揭开，书越来越难出。最近前《纽约客》驻华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寻路中国》写得很好，这种讲“内陆中国”的书在美国也许还出得来，讲都市中国的书就再难觅市场了。很多西方驻华记者是真懂中国的，一般中国人还不一定了解他们笔下的中国。我见过不少上海学生，他们对纽约的认识可能比对安徽的认识多得多。

局内人视角和局外人视角是相互渗透的，很多局内人习焉不察的现象，局外人反而读出了特殊的意义。白鲁恂观察“文革”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提出问题：毛泽东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骂那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皆知是指邓小平，但为何不点邓的名呢？对此，中国人习以为常，但对白鲁恂来说却很有趣。白鲁恂说，一方面，不点名是对被批评者更大的羞辱；另一方面，这也是为随时平反邓留下余地，说死了就不能平反了。美国人当面吵架可以面红耳赤，但写文章就很小心，因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中国人当面非常客气，但阳奉阴违，回去后转个身写文章把你骂得狗血淋头。

 

6. 您主编的“中国传媒研究系列”四本书被公推为当代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代表作，能否结合您的个人学术生涯谈谈它们的问世经过？

李金铨：我个人主要的知识背景，除传播学以外，还涉及社会学和政治学，对历史学也有兴趣。我念政大新闻系时，觉得新闻学空洞，常泡在政治系，后来到美国读书也修了很多社会系的课。政大毕业后，我考取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奖学金修传播学，因缘际会，得到施拉姆教授和罗杰斯教授的提携，之后到了美国中国研究的大本营之一的密歇根大学念博士。但那时候我对中国研究毫无兴趣，“文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扑朔迷离，我总觉得中国研究是一场聪明人在做糊涂的猜谜大会。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Lee， 1980）。

我对中国大陆传媒感兴趣，是1978年到香港中文大学执教以后的事。当时《人民日报》非常好看，一手批“四人帮”，一手批“凡是派”，天天都有惊心动魄的文章。一个人的学术生涯讲究因缘：我的内缘在于一直都对新闻和政治感兴趣，外缘则与所处环境的变化有关。“四人帮”垮台后，接着就是香港回归，我写过很多关于香港报业的学术和政论文章，还与同事合作写过两本书，分析香港传媒与主权回归的关系（Chan & Lee， 1991； Lee， Chan， Pan， & So， 2002）。

1982年，我从香港中文大学转赴明尼苏达大学任教，又有了新的机缘。台湾《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对我很好，曾经三度要我去投效该报。我既然投身学术，就觉得不该再回报馆做事。他在1989年给了我一笔经费，在明尼苏达大学成立了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正好碰到那场风波，我组织的第一个会议就请了三位主题发言人，包括刘宾雁、何汉理，还有明尼苏达大学系友、写出《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的《纽约时报》名记者索尔兹斯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加上其他领域学者的文章，集成一书，影响力延续至今（Lee， 1990）。

再后来，我们在美国又陆续出版了“中国传媒研究系列”的其他三本书（Lee，1994， 2000， 2003）。我们的视角是结合“从传媒看中国”和“从中国看传媒”这两大视角。我们这一辈受过西方训练，有社会科学的语言，也会使用分析工具，而中国社会也比以前相对开放些，给我们创造了有利条件。详情请参见黄煜、陈韬文对我的访谈（李金铨等，2011）。

 

7. 您所提倡的打通中国传媒研究与中国研究的洞见令人眼前一亮，确实为当前的华人传播学界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

李金铨：在我看来，传媒研究必须与相关学科结合才能进步。我在密歇根大学念书时，六七成的课都在社会系和政治系。我选修社会系开的现代化理论时，问老师：勒纳（Daniel Lerner）的《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是传播学门的名著（Lerner， 1958），为何独漏于他的参考书目？老师说那本书写得不好，让我很吃惊。

传播学门是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及新兴学科，发展的可能性大，学术资源也相对匮乏，须从人家那里汲取养分。传播学门也有自己的理论，如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媒介的使用与满足、第三人效果等，但毋庸讳言，这些在成熟的社会科学学门眼中是小儿科。在我入行时就在讨论这些理论，很多理论的提出者还是我的师辈，现在我即将退休了，还在讲这些东西。这些年来，传播学门的研究积累了不少，可新的洞见并不多。以议程设置理论为例，自1968年诞生后至今，不知道制造了多少论文，但四十多年新的认识真正增加了多少呢？

我一直以为，不与社会脉络联结的传播学研究是无生命力的，顶多关起门来努力经营而已。传播学应是社会科学的一支。我期待有一天其他学科的学者谈起传播学来，能说出哪些著作是他们非看不可的。至今对传播理论最有贡献的，例如卡茨（Elihu Katz）、甘斯（Herbert Gans），多是社会学家。塔克曼（Gaye Tuchman）从现象学谈新闻生产，对传播学界来讲石破天惊，她在传播学界比在社会学界声望更高（Tuchman， 1978）。吉特林（Todd Gitlin）对媒体中新左运动镜像的解读也是经典（Gitlin， 1980）。还有其他例子不必多举了。上海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早年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我觉得方向是对的，剖析芝加哥学派应该放在都市社会学背景下观照。芝加哥学派关心都市化、工业化、移民等问题，他们的关怀可以放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再造，丰富视野。

 

8. 有大陆学人批评以您为代表的海外中国传媒研究偏重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视角下批判当代中国传媒的若干变化，却无法深入中国传媒内部体察国家的真实运作，您如何回应？

李金铨：当然，我们承认有局限，但光这样讲没有意思。谁没有局限？关键是我们的分析有无重大漏洞。只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一视角当然不行，但这并不代表不能使用这一视角。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视角源自西欧，西欧自由主义的兴起令封建王权不断让步，所以西方学者很自然地用这一视角看待近代以来西欧社会的变化。

从海外看中国，犹如在庐山之外看庐山，有得有失。这一视角可作为我们观察中国的参照，当然需要修正。如何解释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国家和市场在中国如何捆绑在一起？市场力量由谁操纵？官僚资本和民营资本如何博弈？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都亟需梳理。没有一种理论视角是全面的，没有一种理论视角是不需要再造的。以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视角作为理解当代中国传媒的出发点，在剖析中不断修正，未尝不可。

最近还有人批评我们对中国传媒的剖析是脱离底层体验的。也许对一些底层民众来说，所谓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离他们太远，但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对人人都有实实在在的影响。如您所说的，囿于种种限制，在海外的确难做到“深入中国传媒内部体察国家的真实运作”，但在国内的学者是否做到了呢？

我主编过一本《文人论政》（李金铨，2008b），流传甚广。有位台湾年轻学者写了一篇很长而不太恭维的书评，意思说《文人论政》讲的都是知识精英的思想史，落伍了，现在应该提倡大众的社会史。后来我们有两封电邮往来，我提出几个看法和他商榷。第一，我说：“我做的是A，你可以评价我做得很滥，但不能告诉我非做B不可”。学术不能这样霸道。你自可循你的路径，但不能说你的研究就是正义的，其他人的研究充满虚伪。第二，他引述几位英美权威来压我。我说，他们各有所见，但不是金科玉律，不能“先验”认定他们是对的，我就是错的。其实，他心目中的权威有的是我的好朋友，虽然彼此看法不一样，但我们都是有自信而成熟的学者，能够容纳异说，从未剑拔弩张或闹过别扭。第三，不管喜欢不喜欢，民国时期的报刊主轴还是“文人论政”，目的还是“救亡图存”。人家做思想史，完全不妨碍你做社会史或经济史，不必相互排斥。

我最近在内地开了一个跨文化的国际会议，有一位英国学者在硬销，坚持要把英国文化研究对于“文化”的观点贯穿到整个跨文化研究上面。英国文化研究自有其历史传统和社会背景，它对“文化”的看法这里无法细说，大抵上是以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如何争取意识霸权的过程。从英国这么简单地“跨”到别的文化，岂止霸道？有人喜欢用阶级斗争的角度看文化，未尝不可，这个传统的先驱学者的确分析入微，后来许多鹦鹉学舌的就庸俗粗糙了。必须指出，连在英国也不是个个学者赞成这个取径。原教旨派坚持人人“只能”用阶级斗争看文化，我觉得不如废了“文化”，直接讲“阶级斗争”更痛快，让许多文化人类学家失业算了。这样上线上纲，与“文革”相距仅有百步之遥，躺在安乐椅上抢占道德高地，我是无论如何不敢苟同的。

萨伊德（Edward W. Said）提出“东方主义”的命题，剖析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关系（Said， 1978， 1993），都是受到早期的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及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启发，一脉相承，但灵活自由发展，蔚然而成一家之言。他站在文学和历史的基础上透视政治与文化错综复杂的脉络，笔锋锐利，却娓娓道来；分析入微，见解深刻，有登高望远之趣，能见其大又能见其小，让我们看到的世界不一样。他反对帝国主义，却没有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淖，没有患上天真的革命妄想症，也从未抛弃“启蒙与解放”的宏大叙述。一个大学者，做文化批判，参与政治实践，真是坐而言，起而行。这才是我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自由左派学者。

我的学术口味是多元的，酸甜苦辣都要尝一点，不能独沽一味。在学术道路上，各有各的缘分，有的可以结伴而行，有的如路人，相遇打个招呼就好了。我治学的原则是求同存异，可以互相竞争、辩难以及合作，但走到最后就是互相尊重了。谢谢！（完）